能等闲视之，直到明天早上。”
“可是……”
“请快一些，一个人从列车上稍失了，如果她真的死了，您准备怎么办？”
列车员迫于青木的压力，动手敲了九室的门。
“谁呀？”里面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是列车员，想问您点事。”
“我刚睡着。”
“对不起。事情很急，无论如何也要问您一下。”
“真没办法。”穿着睡衣的男人发着牢骚打开了门。
青木就在这一瞬间“啊”地叫出声来：不对，这儿又是一位与那位律师完全不同的男人。
（六）
这是位五十来岁的秃顶男人。他咯吱咯吱地挠着裸露的胸脯，看着列车员和青木的脸：“究竟是什么事？”
“其实……”
列车员刚要说，青木用力拉了拉他的袖口，说了声：“不对！”
“怎么不对了？”
“乘坐九室的不是这个人！”
“这个人说什么？”男人不高兴地瞧着青木，问列车员。
“实在对不起。”列车员为难地说。然后，他拉着青木到通道的一端，问，“究竟怎么回享？”
“这事我也想打听。现在这个男的不是九室原来的人，错了！”
“又是另外一个人？！”列车员厌烦地耸了耸肩膀。
“九室里曾经是一位穿藏青色双排扣西装、三十多岁的美男子，叫高田，是位律师。”
“是他吗？”
“不是，所以才说是另外一个人。”
“喂，乘客！”列车员用疲倦的面孔说，“休息吧，怎么样？肯定是你在做恶梦。再不然，我把乘客都叫起来？”
“不，可以了。”
青木回到七室，关上房门。他坐在座席上点燃一只香烟，陷入了深思。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个女人，不，不仅她，还有那个叫高田的男人都消失到哪儿去了？
列车减慢了速度，是进站了吧。青木抬头看着窗外，列车以低速通过一个车站，深夜的车站不象有人，可以看见站牌上的站名。“仓敷”，青木嘟哝着看了看手表，表针指着四点零二分。
他想，已经四点了。但马上张慌地再次看看手表。怎么？他揉了几遍眼睛，看了几次，手表上的指针都指在四点多钟上。怪了！他从手提包中掏出时刻表查看，“隼鸟”号到达系崎的时间是清晨三点三十五分，仓敷在它之前，所以，现在应当是不到三点钟才对，可手表却指着四点多。这块表是一个月前刚买的石英表，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难道是表快了一小时？再不是这趟列车由于事故误点了？可是，真是如此的话，乘客早就乱套了，而且刚才列车员也会做个说明。
这事……，他思索着又看看时刻表。从东京开往山阳、九州方向的卧铺快车有七列：
“樱”号：十六点三十分发，开位长崎、佐世保。
“隼鸟”号：十六点四十五分发，开往西鹿儿岛。
“瑞穗”号：十七杰发，开社熊木、长峙。
“富士”号：十八点发，开社西鹿儿岛。
“晨风一号”：十八点二十五分发，开社博多。
“晨风二号”：十九点发，开往下关。
“濑户”号：十九点二十五分发，开位宇野。
其中到西鹿儿岛的只有“隼鸟”号和“富士”号两趟车，而且两趟蓝色列车的车辆编组也完全一样。客车的第一节车厢是单间卧铺，从第二节车厢起都是二等卧铺，连餐车的位置也都一样。
如果这趟列车不是“隼鸟”号，而是“富士”号，就全都对上了，他想着。“富士”号比“隼鸟”号自东京站晚发一小时十五分，到这里的时间正好是四点多。同时，那些见过面的乘客的消失也就不足为怪了。
威士忌！肯定是有人在小瓶威士忌里放了安眠药。大概是在大阪，自己下到站台的时候。并且，在自己沉睡时被什么人弄下“隼鸟”号，然后移上晚一小时十五分到达的“富士”号上，而且，同样安排在一号车厢的七室里。
青木寻找起威士忌瓶子。喝了三分之二的酒瓶原来就放在桌上，可现在不见了。地板和行李架上都找遍，就是不见那八百日元一瓶威士忌的小酒瓶。如果这趟车是自己在东京乘坐的“隼鸟”号，那为什么瓶子会不见了？肯定是有人怕查出安眠药而把它扔掉了。
突然，他感到左腕微微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小肘的靠手腕部孤零零地有一个红点；象是针眼。看来不仅酒里搀了安眠药，还被人注射了安眠药。青木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飞快地跑到通道上。
刚才九室的那位秃顶男人正在通道上抽烟，看到青木便说：“您也没睡着？我也是刚入睡就被您和列车员叫醒，再也睡不着了。您有威士忌吗？”
“威士忌？！”
“我想喝点就能入睡了。”
“没有。可是，现在几点了？”
“嗯……”男人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四点十六分，怎么啦？”
这时间正对，青木想到。接着又问：“这是去西鹿儿岛的吧？”
“是啊，我就是去西鹿儿岛的。”
“我也是到终点站的。到西鹿儿岛是下午四点十二分吧？”
“不，是下午六点二十四分。您说的是“隼鸟”号吧。去年年底我坐过，确实是两点多到。”
“这趟列车是下行“富士”号吧？”
“是啊，没错！”男人用异常的目光看着青木。
“果然是“富士”号！”
“这不是很清楚吗？您以为是坐的哪趟车？”男人盯着青木，然后象是有点害怕，慌忙走入九室关上了房门。对记不清自己所乘坐的列车车次的男人而觉得有点可怕，这也是情有可原。
通道上只剩下了青木一个人。他想，这趟列车肯定不是“隼鸟”号，而是“富士”号了，那么是谁，为什么甚至用打针的方法把自己弄睡，然后从“隼鸟”号上弄下来再移入晚一个半小时的“富士”号上呢？他百思不得其解。眼下为难的是车票，自己拿的是“隼鸟”号的车票，向列车员说自己是被人弄睡后移到这趟列车上来的，列车员会理解吗？总之，车票这件事必须想办法向列车员说明，希望列车员予以理解。
青木原想天亮后再说，可又担心早上乘客都起床便不好向列车员细说，便下决心向列车员室走去。
拉开通道尽头的门，列车员室就在那里。列车员大概已经睡了，他迟疑了一下，刚要动手敲那扇写着“列车员室”的门，突然，后脑勺被从身后悄悄贴近的人猛击了一下。霎时，他觉得眼前一片漆黑，于是被拖进了没完没了的黑暗之中。
第二章 溺尸（三月二十八日）
（一）
多摩河的水开始变暖，冬季被拉上岸来晾晒的小船己涂上了鲜艳的油漆，等待着游客。
水温变高，鱼也就爱上钩了。住在河边的六十岁的新井老人，在中午近十一点时精神饱满地出门钓鱼去了。他原在M公司工作，五十五岁才退休，以后又以非正式职员的身份继续工作。因为最近经济不景气，他才彻底辞去了工作，离开工作了近三十年的公司。他有养老金，还有些积蓄，三个孩子都独立生活，家里只有他和妻子文子两人，生活还可以。但他是个爱劳动的人，感到时间多得很，于是便把时间用在钓鱼上了。
新井对什么事都很入迷，钓鱼也是如此，幸好多摩河近在眼前，所以只要不下雨，他每天都去钓鱼。
今天，新井仍旧走到六乡铁桥下，在岸边的草丛中坐下，这是昨天钓上一条近三十公分长的鲫鱼的地方。他叼起一支烟，缓缓地着手钓鱼前的准备工作，放上鱼饵，然后把鱼钩甩出五、六米远，便静静地环视起河面。他的视线在上游岸边停住，那里漂浮着一伴浅茶色的大衣。
“谁扔的？现在的人净干这种事，扔了多可惜！”他咂了咂嘴。这时，河心传来马达声，一艘摩托艇驶了过去。浪花猛打过来，他急忙举起鱼杆。浅茶色的大衣也受到波浪的冲击大晃起来，新井突然悲鸣般“啊”地叫了一声。
原来，那件浅茶色的大衣是一个穿着大衣的年轻女人的尸体。
（二）
巡逻车到达时，在附近高尔夫球场参加比赛的一伙人已聚在现场。蒲田署的刑警们在没膝的水中把漂浮的尸体拖过来，仰面朝天横放在干燥的地面上。
“真年轻啊！”一位刑警以沉重的语调在嘴里嘟哝着。女尸确实很年轻，看样子只有二十二、三岁。死对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可悲的，而这么年轻轻就死了，更使人感到更加可悲。
验尸官慎重地检查了尸体，对刑警们说：“仅能肯定是溺死的，死亡的推定时间不做解剖还搞不清楚。”
运送尸体的汽车开来了，把尸体运往大学医院解剖。之后，刑警们开始搜查尸体漂浮的岸边，这是为了寻找能确认死者身份的东西，因为她的大衣口袋里连一件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发现。约三十分钟过后，在离尸体二十多米的上游，水深五、六十公分处发现了一个妇女用的手提包。
手提包相当旧了，刑警们慎重地检查包里，以便确认是否是死者的东西。包里装有化桩品、粉盒、手帕等，没有发现饯包，可能是被盗走了。在手提包的内侧发现了一张湿了的名片。
一位刑警小心地把它揭下来放在掌心上，读着印在名片上的字：““时代周刊”编辑部青木康二。”
大学医院对运来的尸体立即进行了解剖。没有外伤，肺部进水，明显是溺死。为了慎重起见，对肺里的水进行了水质化验。奇怪的是，水的成份与多摩河的水不一样。这说明很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溺死后送到多摩河，扔在这里的。也就是说，他杀的可能性很大。
主持解剖的医师在报告书中写道，死亡的推定时间为今天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
杀人的嫌疑十分明显。下午一点，在蒲田署成立了搜查本部。
（三〕
同一天下午一点十五分，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十津川省三警部被本多课长请去。
身体一直很强壮的十津川，因感冒身体很虚弱，今天仍然流着鼻涕。他在走廊里站住，用手帕擦了擦鼻涕，然后敲了课长室的门。
本多面色为难地迎接了十津川：“感冒怎么样了？”十分清楚，他决不是为了这件事才把十津川请来的。
“不要紧，”十津川笑了笑，反倒问起本多，“发生了什么为难的事了吧？”
本多没有马上回答，待了一会儿，考虑着如何开口。
“在多摩河发现了一具溺死的年轻女人的尸体，这事你听说了吧？”本多用轻轻的语调开了口。
“是蒲田署的事吧，听说了。”十津川在椅子上坐下，用手托着下巴。
“还不清楚她的身份，但从被认为是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了一张名片。”
“是“时代周刊”社记者的名片吧，这不是查明她身份的线索吗？”
“不！”
“不是线索？”
“不一定是。因为手提包里还有另外一张名片。”
“这倒一点儿没听说。”
“这是因为已经向蒲田署下达了严禁扩散的命令。”
“这张名片这么成问题？”
“就是这张名片。”
本多拉开抽屉，取出一张名片放在十津川面前。名片象是湿过再被弄干似的翘着，净是些小小皱纹，但却使十津川的眼光闪亮。当然不是为了这些，使他兴奋的是名片上的字：
武田信太郎 文京区本乡东1—1—1
这是一张没有头衔的简单的名片，但武田信太郎与现任运输大臣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仅仅是一张名同人不同的名片，本多是不会提出它有问题，因为这位课长是不会随便就抬出某个人来的。
“大臣的名片，是吗？”
“让他的夫人看过了，说肯定是大臣的。据说，在一般的交往中大臣都使用带夹衔的名片，上有住址、宫职。没有头衔的名片，大臣只交给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正如你看到的这张这样，大臣的署名原样印在名片上，看上去每张都像是手写的，实际是印上的。”
“大臣现在不是在国外吗？”
“是的。世界交通会议昨天在伦敦开幕，他同随员去参加了。回来时要在美国停留，四月一日回到日本。”
“请等一下。”
“什么？”
“这张名片既然是武田大臣的，难道杀人者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是不是认为这张名片成不了武田先生与女尸有关的证据？也许这张名片是在别人那里传来传去，最后传到死者手里的。况且，要是武田先生从昨天起出席伦敦会议的话，他肯定不会是凶手。因此，不是没有必要保密了吗？”
“这件事有两点不同：第一是哪儿都没有查到死者与大臣有关系的证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不见得就不会出现微妙的关系。第二个理由最重要，你还记得两年前中央银行日本桥分行发生的五亿日元诈骗案吗？”
十津川“啊”了一声，他想起了两年前那桩案件。因为此案是由搜查二课办理，他未插手，所以详情不太了解。但他从报纸报道中有所了解。
两年前的七月二十六日，大选迫在眉睫。当时武田信太郎是保守党的竞选委员长。当天下午两点，中央银行日本桥分行行长野上保之接到保守党干事长田岛挂来的电话，说是想通融五亿日元做为竞选资金，由市谷的保守党会馆担保。并说此事将委托官房副长官武田先生前来交涉，请多关照。
野上与武田是同乡，见过几次面。他认为田岛干事长可能是为此才指定武田来承担交涉任务的。
下午两点五十分，两个男人手持武田的名片乘车来到即将关门的银行。两个人的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身穿藏青色西装，大有精明的职员之感。其中一人自称叫松崎，是武田的秘书。野上所以相信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武田的名片，这种名片野上曾从武田那儿得到过。名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借用证现金五亿日元整保守党竞选委员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