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伏天，热得像下火。不少朋友趁假期往北方走，我则背道而驰去了山东，为的是了却一桩心愿。四年前因受《人民日报》上一幅照片的激励，去访问我离别40年的祖籍。看到家乡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00多元，吃穿无虞，忍不住写上两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诉说我心中的惊喜。人均400元是我家乡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高收入”，有吃有穿有新房子住，家中还放了洗衣机、电视机，尽管因缺电只能当摆设，也是我们祖辈没有过的“高消费”了。文章发表后，就招来散居在全国各地平原同乡的鼓励，他们要我过一阵再回去看看，再报告一下家乡人民温饱以后的新发展，我也答应了。可是一晃就是四年，再没回过家乡。
山东平原一带以种棉致富，这两年对棉花生产作了政策性的压缩。棉花种少了他们还能保持400元以上的收入吗？我不懂经济，但天天读报也学到一些常识，知道农村只有加入商品生产系列才有更大出路。那一带在这方面怎样呢？四年前我去时看到已有人在找新的生财之道，虽然发了财，可也提着心。有的理论问题连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也还拿不稳。平原城边某个小村，有位蔡胖子，原是拖拉机手，实行改革政策后，辞去职务，自己搞运输。两年时间，自己有了一辆大卡车，一辆拖拉机，还开了饭店、土产货栈，盖起一幢水磨石的大宅子来。蔡胖子富了之后，很为地方上作了些好事。防汛期间，他免费送民工上黄河工地；送肥季节，他主动帮村里人送肥；还安了一个开水锅炉，本村人打开水一律免费。县里领导对蔡胖子敢于致富和致富后的表现很赞赏，也相当关心，可是却极少宣传。我去访问，发现蔡胖子是个聪明不外露的人，胖乎乎、笑嘻嘻，一脸朴实忠厚相。他向我介绍他致富的经过，说他怎么既不与公家的运输公司抢生意又有钱可挣，说他怎么为村里办好事，就是不谈他具体的经营方式。我故意问他：“你两辆车，还开店，人手够吗？”他说：“饭店俺兄弟有股，他给管着；土产货栈有几个乡亲帮忙，我打算每人从工资中扣留一部分，也入股，大家都是东家呀！车呢，孩子小，还不能当一把手，我为他请了个师傅，车请师傅先开着。我给高工资。”我笑道：“你反正不敢说你雇工是吧？”蔡胖子脸一红说：“咋不敢，是有点雇工的成份，报上不是说了吗，不超过八个人政策允许。再说我还种着包着田哩，咱们还是以农为本，运输是业余的，发现哪儿地方不合政策咱们立刻改呢！”
说完，我们互相看看都笑了。事后我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谈到此事。老马说这蔡胖子精得很，每天读报比我们干部读得都细。反对精神污染时，他在路上等着老马，老马走过来，他装作无意碰见的样子上去打招呼。见老马还是对他笑脸相迎，就上去问：“书记同志，对咱这运输活动，政策上有变化没有呀？要有哈新精神，告诉我一声，咱主动点改正，别犯错误。”老马问他：“你天天看报，你觉得怎样？”胖子说：“报上倒是没提咱这一条，可人们有不少议论咧！说反精神污染就是反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说咱这个道大方向不牢靠。”老马说：“报上没说，县委没说，你怕什么？有错处不还有我们担着了吗！”胖子听了这两句话感激得差一点磕头。可是马书记对我说：“我支持他大胆干，是怕吓垮了他一个，影响一大片。经济上刚有点生机又被打击下去。其实他这么作法在理论上到底讲的通讲不通，我也没底。手心也是捏着把汗呢。理论界始终没说清这些问题。咱在下边工作，面对具体问题，不能件件等理论论证完了再办，只能是中央领导讲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呗。”
这一次去平原，我仍从访问蔡胖子入手。
四年未见，胖子更加胖了。那一年他还不满40岁，今年已是43。因为胖，看不出见老。他那水刷石的宅子又有发展，加了一道也是水刷石的院墙，还安了大门，看去像是个新建的小学校或政府机关。他把我领进院，我感觉虽然有了围墙，可他这个小天地显得更开阔了。原来房子建在空地上，虽然无边的扩展开去，却觉得属于他的只是那几间宅子。如今他把属于他的宅基地全圈起来，就看出庭院的宽阔。这么大院子全是他的，很叫人振奋。
他老伴搬来一大堆西瓜，在冰箱中镇得凉凉的。我咬了口西瓜，问他：“伙计，这几年怎么样？”
“挣了些钱，也吃了些苦，整个的还不错！”他笑笑。他的笑和口气比四年前爽快得多。
我问他：“运输还跑着？”
“不跑了！我前两年发展到三辆大卡车，去年又卖了两辆，剩下一辆自己用着。”
“为什么？”
他说运输越来越难干了。前两年他三辆车，每辆每天可以收入300元。这两年有点变化。到处有人收费，稍不注意就挨罚。收费是谁都有权定个名目收，挨罚是个体户首先挨，收入大减。他就转行了。随后他补充一句：“现在又好了，政府下令不许乱收费，跑运输又有干头了。我既转了行，也不想再转回去。”
我现在搞木材生意，坦率地告诉我雇了四五个人。有采购员、有会计、有出纳、有看货场的……
“你不怕说你雇工了？”
“不怕，党有政策。”
“你自己干什么。”
“总的经营，筹划，忙得很哩！”
我问他木材经营的前途怎样？会不会又像运输一样干不了几年？他说现在农村富了，处处盖房、置家具，木材市场几年之内只有兴旺。他很有信心。我说你大概干这个比搞运输更顺利，所以乐观。他说也不。因为经济立法、经营规章都不健全，常会有意外损失。去年他被人坑骗十万元，至今没办法追回。他已死心了。我说你可以起诉呀！他说已经问过了。找个法律代理人，从调查事实到正式起诉要交一大笔钱。事成了，我追回来要分给代办的人三成。如果审判结果对方是诈骗，无力偿还，只落个把他法办服刑，自己仍要掏诉讼费用，一个子也追不回来。他说：“我的目的追回我的钱，并不把人送进监狱，我费这个劲干啥？”也有人出主意，说：“你叫我去追，追回来一家一半。”他问怎么追法？那人说：“大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胖子拍了下腿说：“俺的娘啊！我最大的原则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事不做，犯法的事不做。钱可以不要，这个事绝干不得！十万元认命了。党的政策不变，不愁挣不回来！”
他能把十万元的损失不太放在心里，可见底子已不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问县里的同志，蔡胖子是不是全县最特殊的例子？他们说像这样的户不很多，可也不是个别的，他也不是最富的。
我并不想把眼盯在几个特殊的尖子身上，我请县里的同志给我介绍点一般的，带普遍性的情况。他们说：“要介绍哪个，就得说数字，可你不爱听数字。”我说：“要紧的数字还是得听啊！”于是他们告诉我，尽管棉花前两年作了压缩性的调整，这几年农业收入并没减少，1986年全县粮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5.7亿多斤，棉花5000多万斤。全县人均收入已达到570元以上，这其中有1/4是乡镇、村、个人的工企业收入。这几年乡镇以下的工业企业按年递增16%的速度上涨。个体工企业户增加到3800多户。有1.3万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种地也不单是粮食棉花了，瓜果、蔬菜的商品种植占了很大比例。
他们介绍的数字很多，商品生产的例证也不少，我既听不全懂也记不住，便找我懂得而且关心的去问。那年回家乡，正值棉花丰收，满村的棉花秆堆得比房都高，除去烧火别无用途。而夏天存下的麦秸还没烧完，结果一个个村子都被这些柴草湮没了。我问他们可想出了什么办法？他们不回答，却叫来部车子叫我上路。车子走了几十分钟到了恩城镇。直接就把我拉到一排厂房前边。只见成捆的棉花秆送进机器，另一头出来的已是平整光滑的纤维板，就是我在北京常看到做家具使用的那种板子。奇怪的是这厂子旁边还设有个做蜂窝煤的车间。我问他们：“这两种产品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弄在一块？”镇长说：“咦！群众平常烧棉柴做饭，现在他把棉柴卖给厂子当原料，不供应他蜂窝煤咋做饭吃！”原来他们用蜂窝煤换棉花秆，棉花秆3分钱1斤，谁卖够150斤棉花秆，另外白送两角五分钱的蜂窝煤。这一来连运输费都不用花，农民就把原料送到厂门口了。作纤维板有对半拐弯的利润可收，而且供不应求，订货的要排队。我问他们办这厂除去收益还有困难吧？困难是什么？他们说困难就是厂子太小，全县的棉花秆太多。不是所有农户都有机会卖出去，这只有各乡都建这种厂才能解决。
他们拉我去看的第二个厂子更惊人了。这是王打卦乡的一个乡办厂。看起来不比我在北京见的一些中等工厂小，而且设备也决不落后。这是造纸厂，专用本县的麦秸造瓦楞纸，每年可吃掉麦秸1.2万吨，生产的是高强度纸板。因为用氨处理法，排出的废水不仅不污染，还是现成的肥料。现在这个乡的工业产值已占农业产值的一半了，这个厂全部投产后，工业产值还要大大增加，乡镇村工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农业上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公积金，自然就减少了对农民的摊派。农民仍种那么多地，其收入实际上却增加了。村里人告诉我，我上次文章中写到宋连元叔叔盖了全村唯一的砖瓦住宅，这已成了旧话。现在全村已大部分盖了砖瓦的新房，再找土坯草顶的房子很难了。
为什么平原县商品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年轻的县长说是地区领导好。新来的书记是研究生出身，当过钢铁企业经理。新地委班子中大学生占了一多半，有见识，有干劲，也比较团结。整个德州地区的商品生产近年都上得快，平原自然也跟着上。我问平原县前任县委书记、现任德州副专员的马荣珂同志，这些话是否可靠？他说新班子确实很团结很能干，可是光靠这不行。光有好政策、好领导，没有党员们的自觉献身精神，还是什么也办不成。这里的党员有老根据地的传统，他们用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态度来搞经济。为了证实他的话，他领我去看望几个普通党员。有位年轻的女党员叫李全英，她和她丈夫原是个体屠宰户。她作风好，收入高，被选为平原县个体劳协的**。当了**之后，发现许多个体商业户因为资金少，缺信用，批发不来畅销的货物，经营困难，有倒闭危险，就毅然放弃她自己收入高的屠宰业，干联营分销的批发商。这种事利润很低，一箱火柴才挣几角钱，还要自己先垫上钱，托人情走门路批发来，再分销给个体户。经济困难的还要赊销。发给他货，等他卖出去再收钱。她丈夫反对她这种干法，小两口为此还闹了点不愉快。但她百折不挠，居然感动得丈夫也和她一起来干。几年下来，扶持几百户个体商店发展了营业，成了平原最有信用的批发商。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心？”她说：“个体户有困难，咱党员不设法为他们解决谁来管呢？要光是搞个人致富，咱和群众还有什么区别？党的政策不是靠咱来贯彻的吗？”我说：“上边也没人指示你这么干吧？”她说：“党的经济政策不就是指示吗？”
从全国来看，德州也好，平原也好，大概都算不上最先进的地方。我的文章也不是要写先进典型，只因为它是我的家乡，我了解它的过去，才知道今天这情形对它来说是多么大的飞跃。平常的地区都这样，全国的情形不就可想而知了？况且那里有这么好的党员、群众和领导班子，谁能说不久之后它不会跃进先进的行列呢！
我赞美它，我歌颂它。我可爱的家乡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