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遛弯北京人叫遛早儿。我从年轻养成了这个习惯，开始是为了健身，后来变成了一种享受，不论在北京在外地，我照例黎明即起，信步而行。在北京是到我去熟了的公园空地，顺便打打拳运运气，在外地专门走大街小巷，冷眼看看那生疏世界。同一个场地，同一条街道，在嘈杂纷乱的白日和寂静清爽的早晨是完全不同的两副面目。人在早晨最清醒，最客观；世界在早晨最本色，最坦率。以真情相待，能看到白天看不清楚的地方。
于是我看见了天刚亮在新奥尔良街头大叫大哭的少女，看见了和他心爱的狗一起睡在公园长椅上的东京老人，看见在塞纳河边打中国太极拳的法国姑娘，也看见过在风雪中打扫街道的清洁工人和黎明时钓鱼的艺术家。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公园里的形形色色。
北京最中心的公园得说是中山公园。四十年代末五十年初我住霞公府，离中山公园最近。可我总是到天安门左右的皇城根为止，没敢进去过。不光我不进公园，天天见面的一些打拳遛鸟的朋友也不进公园。一来那时有闲钱买月票的人不多；二来是人民政府刚成立，旧时代遗留的东西很多，公园里不大安全。一大早就有几位神女，倚着来今雨轩的长廊卖单儿，年轻人怕落下闲话跳到黄河洗不清。老年人迷信，认为早上碰着她们会沾上晦气（我至今不明白这个行业的人怎么会一大早就去等生意）。
大宗的人早晨进中山公园打拳练功，那是一九五〇年初人民政府下令取缔色情行业，整顿治安以后的事。
五十年代中期晨练之风盛了一阵，但进公园的大部分是老人和病人。活动方式除了遛鸟外也只有打拳练气功，就这也只是男性参加，女士们来得很少，我认识一位大姐，不过三四十岁，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想学学太极拳，非请我到她家教不可，我说：“您上公园去学好不好？那儿有师傅教。”她说：“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伸胳膊抬腿的像什么样？”
那时的打扮也是清一色的中山服列宁装，偶尔有位年轻女士身穿布拉吉，能引得打拳人住手、练功的人跑气。我有个朋友的妹妹从香港回来，我陪她去了趟公园，她回来头件事就是去买列宁服和改换发型。因为我们在公园里前边走后边有人评论，我们听见那评论曰：“瞧，多难看！香港的裤子没裤腰，香港的鞋子后跟高，香港的头发乱七八糟……”到了六十年代，公园的景象可就整齐划一了，笼子烧火了，鸟儿放飞了，教太极拳的师傅当作封建余孽赶走了，遛鸟的和学太极拳的人多半到了不能见人的地方。公园里完全换了另一类人，他们穿一色的衣服，跑一个样的步子，唱样板戏的唱词。学钱浩梁作派，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杀气腾腾”。我偶然看到过一两眼，从此终生难忘，以致过好多年后，看到其中有几位改唱最时髦高调，换了最新潮的时装，又作执掌乾坤状时，我觉得那调门和作派仍带点造反派的味道。
如今遛早儿，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类人了。
公园比以前多了，可是公园的地方却显得小了。凡有树的地方都挂满了横幅、竖额，有的带照片，有的加剪报。这边是某派气功，那边是某套拳术，每家都有奇招，各派皆有绝活。横幅如同大旗，旗下高手如林，耍枪的，舞剑的，抡刀的，使棍的，有的站在树下运气，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有的盘旋如飞，势同腾云驾雾，任意闪展腾挪，太极、八卦、武当、少林，凡武侠小说中写到的门类大概都能找到传人高手，也有几处不竖大旗而以道具为标志者，打门球的竖一个铁球门，跳迪斯科的放一只大录音机。打门球的老人多半找清静地带，举止文雅，动作潇洒，颇有绅士之风；跳迪斯科专找宽阔显眼之地，乐声一响，闻声起舞，端的是鹤发红颜，青春常驻，其舞姿之豪放，神态之自得，令看的人也禁不住手舞足蹈。若按年纪上看，如今也还是老人居多，但有病色的极少了，若以性别分类，则打门球者以老大哥居多，老大姐偶尔有之；而跳迪斯科者又以老大姐为主，老大哥纯属陪衬。近一阵跳交际舞的浪潮也赶上来了，他们的录音机要比跳迪斯科的小点，性别则男女各半。大的群落有一二百人，小的只有男士女士各一，不管人多人少，都跳得认真卖力。音乐没迪斯科那边放得响，情调却比那边来得柔，华尔兹，慢四步，探戈，伦巴，你教我，我带你，如醉如痴，自得其乐。并不问别人看了有何观感。说也奇怪，倒也没有评论港式衣着那样的热心人了。也许是如今南风北渐，洋风中渐，连跳舞耍剑的老年人也不乏穿“没裤腰”，蹬“后跟高”者，再指手画脚忙不过来。
这些变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的，还没看清它的过程已成普及之势，光看衣着和行为是找不到起因的。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唤起了敬人和自尊意识，各人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喜好，但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要紧的是先吃饱肚子，人只有在没有冻饿之忧，没有被迫害之虑时才有闲心追求生活情趣，有热心争取健康长寿。想想，为什么十年前公园里只有红袖标和样板戏呢，那时不就只有他们才活得有滋味么？
我有些海外的亲友回来，在摩肩接踵地看过那些固定的旅游点后，我总是建议他们起个绝早，到北京的公园里去看看，那里没有什么粉饰，但能看到中国人真实的生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