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朱由校任命孙传庭总督西北以来，大明中枢及各省对陕甘的支援一直就不曾断过。可即便如此，陕北还是爆发了这样大规模的民乱，这里面天灾的因素很重要，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了人的身上。
孙传庭对西北各省的整肃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早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各个利益团体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破除，尤其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克扣朝廷赈款、倒卖官仓粮食的情况仍是屡禁不绝。
再加上各地方上以宗族关系形成的乡党宗亲总归是不愿放弃到手的既得利益，不少陕籍官员更是欺上瞒下，和地方宗族势力互相勾结隐瞒各地流民情况；也正是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陕西各地吃不上饭的流民越聚越多，直接为民乱的爆发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爆发动乱的环境。看書溂
至于朱由校的锅，则是他作为后世穿越者，其思维惯性便是大明亡于农民军，而农民军又爆发于陕西，只要能在陕西各地多建粮仓，多多的给陕西输血，大明便极有可能避免这场民祸。
可他想法虽好，但因朝廷以及行军大都督府对待西北各地豪绅地主的不友好政策，朝廷对西北各省的赈济在执行环节是状况百出，再加上别有用心之人从中煽动，也进一步加深了陕西民众和中下层地主、富农对朝廷的不信任感。
而自大明立国起，整个北方地区的士大夫阶级在金、元两个游牧朝廷的统治下，整体文化水平已经远落后于南方各省。
在大明确立八股取士政策后，大量南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进入了官僚统治集团，他们通过血缘、联姻和同乡、同科等多种方式又在官僚集团中结合成了一个又一个利益团体，在党同伐异的互相倾轧下，北方的地主文人被打压得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也正因这种自大明建国之日便留存在南北士大夫骨子里的南北对抗，当大明国势强盛的形势下自是不会有太大问题，出身北方的官僚和地方豪绅也绝不敢在朝廷有充足的力量威压海内之际起太大的幺蛾子。
可自嘉靖朝以后，大明久受边祸之苦；尤其是辽东，朝廷不仅接连吃下败仗以至丧师辱国，对北方的盘剥也日益严苛。
虽然自朱由校这个异类出现后，以东林为首的江南官僚集团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江南士绅、江南文人的底蕴和对朝廷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再加上以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为代表的的北方数省早就苦于苛政日久，当天灾人祸并至之时，一旦爆发民乱，这些早就对朝廷、对南方不满的北方地主阶级之中也就难免会有人借机生事。
孙传庭和洪承畴虽是当世大才，但其历史的局限性毕竟限制住了二人眼界，在他俩看来，皇帝明显是不想孙传庭这位总领数省军民事务的大都督能够即得军心又得民意，所以才会借着曹文诏之手，通过一场场残酷而血腥的株连叫孙传庭无法尽得西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