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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春节过得乱七八糟，但我除了膝盖疼之外，倒是并不觉得有什么难熬。
后来连续几年我都没再回家，也没主动打电话回去。
不过我有定期往我妈卡里打钱，毕竟生我养我，我不能真的太不孝。
期间我妈让我哥给我带话，意思是找机会回家一趟，好好聊聊，一家人没什么解不开的结。
这件事挺有意思的，我妈明明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可偏偏要通过我哥来做中间人。
想不通。
可能她觉得自己跟我不是很熟吧。
我没理，毕竟性取向这事儿有什么可聊的，聊完又不能变。
回北京之后，我继续忙工作，闲了就跟余柏言电话□□。
他在美国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偶尔视频，明显瘦了。
我们仍然没有认真谈过感情问题，像过去一样，亲密但又糊涂地过着。
有时候我想，如果不是那次拌嘴，我们可能真的就这样一辈子了。
但哪有如果。
要是有的话，后来我也不至于一个人躲到爱尔兰。
那段时间，余柏言的论文出了些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不清楚，他没告诉我，我只知道他很忙很累，也很挫败。
我从来都不是会安慰人的那种人，相反的，我最会的是气人。
这些年习惯了和余柏言阴阳怪气，以为他也习惯了，把我说的话当成屁，听听就算了。
可是我忘了，人都是有不可触碰的底线的，有时候一不小心踩到了雷区，我们会同归于尽的。
我跟余柏言就同归于尽了。
那件事爆发前，我跟余柏言已经别扭了一阵子。
我公司结构变动，大批量裁员，整天人心惶惶，我也压力很大。
余柏言在美国吃糠咽菜，忙他的博士学业，熬得黑眼圈快掉到下巴了。
可能当时我们俩情绪都很有问题，经常聊不了几句就吵了起来。
那感觉就像所有异地恋的恋人一样，我们无法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无法和对方的焦虑感同身受。
沟通出了问题，索性不沟通了。
可这样一来，连电话□□都没滋没味了。
那阵子我很烦，每次和他联系前都会担心又吵起来。
因为这个，我甚至开始不愿意和他联系，并不是厌烦了他，只是觉得既然这阵子大家聊得不畅快，那就等一等，过了这段日子就好了。
我习惯性回避让我觉得麻烦的事情。
可我不知道，我这边只是压力大，余柏言却已经重度焦虑症。
当时已经临近过年，又一个春节，我不打算回家。
下了班和余柏言打电话，他那里正是早晨，那家伙又为了论文熬了一整晚。
余柏言这个人很要强，我只在他高三那段时间见他灰头土脸地堕落过，那时候失恋让人生向来顺风顺水的他大受打击，不然我也没机会趁虚而入。
我听他说话的状态不是很好，有气无力的，累了一天的我也觉得丧气。
我抱怨工作，他抱怨论文。
以前从来不会向我倾吐负面情绪的余柏言，在那段时间经常怨声载道。
其实我该发现他的异常的，他从不是喜欢传递负能量的人，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在下意识求助。
然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这个自诩最爱他的人，其实跟我那自私的哥哥一样，总是想着从余柏言那里索取，却从未真正关心过他。
余柏言在电话那边说着自己的不如意，论文被毙，一点新的思路都没有，怀疑自己读不下去了。
我觉得自己很累了，给他打电话是为了放松，不想再听他说这些。
于是打断了他，开玩笑说：“要不你从了你的导师吧。”
不久前，他说他的导师想介绍自己的女儿给他，但他拒绝了。
当时我开他玩笑，说这叫“博门赘婿”，他“嫁过去”，读博这事儿就容易多了。
那时候余柏言还笑着骂我，可这一次他却很严肃地对我说：“卓凡，差不多就行了，你这样真挺没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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