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先沿着湘江来到了湘阴，拜谒了纪念湘夫人的祠庙，此后溯流而上抵达贾谊曾经为官的长沙城，当时称为潭州。
在潭州，杜甫由当地友人陪同游览了位于岳麓山下的道林二寺，还结交了一位名叫苏涣的新诗友。
苏涣是杜甫的超级粉丝，当时就住在湘江边上，他听说着名诗人杜甫到了潭州，便径直去舟中拜访，杜甫请苏涣朗诵他的诗作，对他非常欣赏，很快，二人成了情投意合，诗词唱和的好朋友，于是，杜甫那一年一直待在潭州没有离开。
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潭州巧遇了流寓到此的着名乐师李龟年。
如果东都洛阳有明星，李龟年就是最耀眼的那个，他的粉丝迷弟遍布洛阳城。就连大诗人王维都无法掩饰对李龟年发自内心的喜欢。“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的名字有两个，一个叫《相思》一个叫《江上赠李龟年》。
唐玄宗对他更是认可，安排他在太常、教坊、梨园教授宫廷乐曲。这是莫高的荣誉。
如此红的李龟年，自然是达官显贵的座上宾，岐王是唐玄宗的弟弟，爱好风雅，经常邀请李龟年到自己的府邸交流演出。
和岐王一样，崔涤也爱好结交文人雅士，他在家中排行老九，因此也被称作崔九，他的哥哥崔湜是唐玄宗的心腹，后来因为太平公主的案子丢了性命。玄宗因为对崔湜的怀念和愧疚，也因此对崔涤很好，给予其尊荣厚禄。崔涤也经常邀请李龟年来自己的府邸探讨文学曲艺，一同饮乐。
而当时的杜甫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到洛阳的姑母家，见到洛阳的繁华，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憧憬着未来的美好。这时他听说了李龟年的名声，满心的仰慕和崇拜。
不久他真的在岐王和崔涤的府里看到李龟年的演出，但是偶像毕竟是偶像，他更多的也只是在台下默默的仰望，李龟年不仅已经成为少年杜甫心中盛唐的名片，更是他对自己未来满怀希望的记忆。
只可惜，安史之乱爆发了。
杜甫开始了一生的沉痛和坎坷，仕途失意，国破家亡。
而李龟年安史之乱后本来可以和玄宗一起逃往成都，结果却掉了队，流落到南方，一代巨星靠街头卖艺为生。
在潭州，五十九岁的杜甫走在街上，忽然听到少年时在洛阳听到的熟悉的吟唱乐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酒馆的那个老人竟然是李龟年，他几乎快辨认不出。
赶快走上前去，拉着他的手。近乎结巴的说：“李先生，你……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杜甫啊，当年在岐王和崔九府里经常看您演出的那个十来岁的少年啊！”
李龟年：“记得记得，原……原来是你啊！”
他乡遇故，而且还是少年时期的偶像，杜甫激动地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江南逢李龟年》。
杜甫吟完”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本来要接着回忆过去一起宴饮，欢歌达旦的时候，多么开心啊。可是他没有，说完这两句便戛然而止，又180度大转弯接了两句：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时候，作者的情感已经表达得非常浓厚。杜甫遇到少年偶像，惊喜过后，看到眼前这个乱世里风烛残年的老人，再想到现在落魄的自己，跟回忆里盛唐耀眼的明星和意气风发的少年，对比是多么明显。盛唐已不再，我们也已是将死之人，怎么不会悲从中来？怎么忍心再去回忆？
两个老人站在花瓣漫天飞舞的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回忆着过去，眼中似带泪，嘴角又带笑。
此后不久，潭州发生了一场兵变。
早在安史之乱以前，由于府兵制的瓦解和边镇节度使的强大，唐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松弛，原来作为监察区的道已是形同虚设。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唐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抵拒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将原有各道的采访使改为观察使，后来，又“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各固其山川区域为制”。
观察使除掌领考察辖区内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以外，还掌管民政、财政，兼及军事，成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从此，道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唐初以来的地方行政州、县两级制一变而为道、州、县三级制。
唐中期开始的这一重要的政治体制转变，很快即在今湖南之地得到实施。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唐朝在衡州设置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辖衡、潭、邵、永、道五州。
从此，今长沙等地又从原江南西道分离出来，单独成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湖南道。“湖南”一词开始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历史上出现。大历三年(768年)，湖南观察使徙治潭州，并兼任潭州刺史，辖区也有所扩大，增加了郴、连二州。于是，长沙成为湖南道的治所，兼领7州，举足轻重，对整个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和治乱兴衰发生着重要影响。
湖南观察使的设立及其迁治长沙，是唐朝为稳住湖南局势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却引起了湖湘武将们的不满。
崔瓘，为人正派，任官清廉，称得上是唐代中期长沙乃至湖南的第一位贤良之吏。他一生仕宦湖湘，曾一任澧州刺史，两任潭州刺史，并当上了湖南道的最高行政长官湖南观察使，政绩昭彰，颇享时誉。
唐代宗初年，他担任澧州刺史，到任伊始，即“削去烦苛，以安人为务”，两年时间，澧州“风化大行，流亡襁负而至，增户数万”，百姓“谣颂之声达于朝廷”。不久，他迁任潭州刺史。
潭州为湖南大郡，人口繁密，政务更为繁忙。他恪遵职守，抚恤黎民，不遗余力。当时的湖南观察使孟彦深考核各州长官，曾将之评为第一，上奏朝廷。
但是由于朝政的混乱，崔瓘得到的并不是什么赏拔和“征拜”，却反而因人诬告，于永泰元年(765年)被免官去职。
大历四年(769年)七月，崔瓘又被重新起用，再次担任潭州刺史，并兼任湖南观察使。崔瓘第二次来到长沙，仍然不改初衷，“政在简肃，恭守礼法”。